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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記者張嘉慧)

背景簡介與問題說明:

二十世紀後半以來,韓國教會的復興一直在全世界教會界是為美談與稱羨效法的對象,是上帝奇妙作為的見證(註一)。特別是對於同屬於東亞儒家文化圈的華人地區來說,這意味著基督信仰的確是可能打破「外來和尚」或「崇洋媚外」等民族情結,落地生根為真正屬於這民族在地文化的一部份。因此韓國教會的發展也一直都被視為台灣教會、甚至東亞地區華人教會所學習的榜樣。

而眾所周知的,韓國的經濟與文化力量也在同一段時間內,有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快速成長。從信仰的角度來看,這當然可以說是上帝藉由教會復興所帶來的恩典與祝福。但反過來說,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經濟發展至今所帶來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大財團的興起、貧富差距擴大、高壓的升學教育與世界第一的自殺率等等(註二)。畢竟,社會制度與道德倫理本來就是聖經(特別是舊約)所重視的主題。

從歐美教會復興的歷史來看(註三),當復興臨到時不但有信徒靈性復甦,信主人數暴增,而且帶來整體社會的道德更新,卻似乎很少有與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部分(除了人們開始努力工作的自然結果)。例如:十八世紀約翰衛斯理在英國所帶領的循道會復興,間接使得當時倫敦1/3的酒館歇業,勞工的福利被重視,甚至直接影響後來的黑奴解放運動。

以上這類的觀察角度並不容易在一般教會刊物提及(因為多半都只是從信仰教度來看,說要禱告再禱告或領受聖靈充滿等等)。筆者藉由今年(2016)參加第28屆亞細亞聖徒訪韓盛會的機會,而訪問到一位也關心韓國社會卻又會說中文的韓國牧師(註四)來協整理釐清這些問題,幫助筆者整理連接起其他相關的資料而加深一些理解。更具體而言,這問題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1. 韓國教會的復興與其國家社會的發展有何關係為何?
2. 韓國教會如何看待社會貧富差距或社會問題?
3. 韓國教會在社會的地位與如何在文化上發揮影響力?
4. 韓國教會宗派間的關係如何?與其他宗教的關係如何?
5. 韓國教會發展中與社會回應的經驗該如何與台灣教會對照?

先簡單總結來說,韓國教會的發展因為結合了五旬節運動的靈性復甦與實用的成功神學,在五十多年前戰後社會普遍貧窮與人心充滿怨恨的時期帶給人民盼望,也促進了社會經濟同步發展。但復興的韓國教會也因此忽略了關於社會公義與資源公平分配的信仰實踐,被現今的年輕族群視為既得利益的代表,無法回應社會改革的呼求。而基督教會間的分裂也使得進一步的努力很不容易。

對基督徒只約佔人口5%的台灣教會而言(註五),所處的時空背景與社會環境已經與五十年的韓國截然不同,反而要開始理解韓國教會最近三十年成長已經趨緩的原因(註一)。我們所需要學習的不只教會內部的連鎖禱告、神蹟預言或敬拜讚美等等,也到了開始要正面回應社會改革呼聲的時候。

此時若能傾聽社會人心的需要,以信仰與榜樣來協助社會穩健改革,弭平社會階級的對立,帶領人心走向基督裡真正的和好與復興,也許能有機會開出另一條更符合上帝心意的成長之路。

一、韓國教會的復興與其國家社會的發展有何關係:

如上所述,在1960年代韓戰結束以後,南韓經濟在美國的支援下從百廢待舉中開始快速發展,這一點與台灣非常類似。但台灣的基督教的發展卻與現今的韓國截然不同。我們該如何理解韓國教會復興與其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步關係呢?

原來戰後韓國普遍地貧窮,人民生活沒有盼望。當時牧養純福音教會的趙鏞基牧師注意到在那樣的情況下,僅強調重生得救與永生確據等傳統福音內容實在難有果效。

他因為個人重病蒙主醫治並接觸到第一波靈恩運動(即五旬節運動)所延生出的神召會神學,並在崔子實(其屬靈母親並後來的岳母)的引導下,逐步的發展出強調方言禱告、三重福分、四度空間靈性論與五重福音等所謂的「靈山神學」(註六)。

這樣的實踐神學在五十年前人民正需要積極改善經濟生活時,產生了心理上與信仰上的支持,也使得得戰後的韓國經濟發展與教會復興作了緊密的連結,互相拉抬。畢竟,當會友親眼看到自己努力的禱告果真換來為個人健康與經濟生活的改善,也必會在其他地方更加倚靠神。當然,以上的分析並不排除上帝特別的復興恩典與外在環境所提供的協助(如美國在經濟的援助)。

但同時,基督信仰在此時期的角色也可以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許多韓國神學家與社會學家都同意,韓國人的民族性中有著比中國或日本更為深沉而普遍的「恨文化」。那不是我們所說的「仇恨」,而是因為長期被欺壓而積累於內心,並且轉化為各種文化與社會情結的一種「怨恨」。(註七)。由趙鏞基所領導的信仰復興在心理層面來說等於是以五旬宗特別強調個人經歷的信仰為韓國信徒帶來一種「解恨」的途徑,醫治這被許多外族或政治強權所壓抑的人心。

這解釋了為什麼韓國教會的復興是伴隨著極多的禱告,而其禱告的內容的確也多是與個人或家庭的需要(心理與物質)。相較於這些比較強調聖靈工作的復興教會,韓國傳統的教會就的確就沒有成長那麼迅速。也是為何趙鏞基牧師後來被其他教派(如韓國最大的長老會)認為是強調成功神學而被批判。

相較之下台灣教會是1980年代以後才從美國引入與靈恩相關的運動(註八),那時已經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高峰。雖然這些受到第三波靈恩運動影響的教會也有若干成長,但是卻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沒有關係,也並未真實地滿足台灣當時人民內心的空虛,使得許多信徒的信仰生活,仍只停留於表面的聚會或感情慰藉,從未深入到真正的生活思維中。也因此難有真正的復興。

二、韓國教會如何看待社會貧富差距或社會問題:

從以上韓國教會的復興與社會經濟發展關係的簡單描述可以想見,這些經過三十年前經濟成長黃金年代的基督徒,目前已經是站在韓國社會的中上位置。也就是說,目前韓國多數的復興教會在經濟方面是偏向右派的,強調安定發展而疏於社會改革。

雖然韓國長老教會在七十年代所發展出來的「民眾神學」曾為推翻強人政府與極權統治的重要神學支持(註九)。只是這些偏向左派的解放神學思想,主要還多只是在政治領域被實踐(但主要的運動領導者仍是非基督徒的知識分子),卻在1990年民主化運動成功以後開始式微。近些年雖仍有少數教會關心非主流族群與社會公義,但並不能代表韓國的基督教,也未能產生廣大的影響力。

這個結果使得現在的韓國教會面臨發展上的困境,主要是因為年輕世代強烈感受到貧富差距、教育升學的壓力、勞工被財團撥削、政府高層腐敗等對他們很不公平的現況(註二),但是韓國的教會卻因為其發展的歷史緣故,而被視為保守與既得利益階層的代表,也因此成為年輕人與知識分子抵擋的對象。近二十年來,韓國教會裡年輕人信主的人數日漸減少,教會與社會脫節,普遍被韓國教會牧者認為是重要的信仰危機。

從某個意義上來看,這可能也算是韓國復興的教會過去太強調信仰對個人生活幫助的結果,因而忽略教導信徒完整的屬靈果子與教會的社會責任。

這在社會普遍貧窮、基督徒人數還不多的時候還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這樣能帶給人心靈醫治解恨的力量與上帝的應許祝福,如前所述。但是當現在韓國穩定聚會的基督徒已達人口比例的25%-30%來看,面對如貧富差距、階級對立、高自殺率等新興社會問題,教會對社會所應負的責任不能只有個人心靈的支持,默默地站在政府與財團的一邊,而是更要發展適當的公共神學(特別是在經濟制度與所得分配層面),來對社會產生制度性的影響。

下篇:從韓國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反思台灣教會的發展(下)

【備註】

註一:根據韓國佈道家金章煥(Rev. Billy Kim)的資料,韓戰後的1955年韓國有四千家教會、近一百萬信徒;1965年增至八千家教會、二百多萬信徒;1975年達一萬六千多家教會、四百三十萬信徒;1985年達三萬二千家教會、一千萬信徒。每十年都以二倍以上的速度增加(請見〈韓國教會近代宣教運動初探 - 世界華福中心CCCOWE〉)。但近三十年來成長已經趨緩,目前韓國基督教與天主教共約1370萬人,佔總全國總人口約27%。

註二: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前的表現與台灣類似,並稱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在金融風暴中重挫,後來力拼經濟結構轉型,反成為亞洲經濟復甦力道最快的國家。但其經濟結構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在於其大財閥對經濟與政治的影響力極大。例如:2012年韓國十大財團的資產在GDP的比重高達85%。而2009年底,李明博總統為要辦好冬季奧運而特赦因逃稅與瀆職而入獄的三星總裁李健熙。這使得韓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與政商關係都比台灣還要嚴峻而難以想像。同時間,過大的升學與生活壓力也導致韓國成為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國家,參見天下雜誌〈憂鬱韓國 自殺率全球最高〉(2013)。

註三:關於教會歷史上各地的復興介紹,可見橄欖書房的復興叢書。

註四:筆者是因參加2016年亞細亞聖徒訪韓盛會而有機會與張沅鎬牧師(林口純福音教會)討論瞭解韓國教會與社會互動的現況,並另行尋找相關資料佐證。由於並未直接錄音,且是非正式討論,文中的論述已經經過筆者個人的整理,文責也由筆者自負。

註五:對於台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人數的比例,目前最新與最有權威的調查可見於中研院社會所伊慶春所所主編的《基督信仰在台灣》(校園,2014)。過往的調查多是直接計算教會內部的會友數目,在社會學統計上有可信度的瑕疵,可能與經過設計後的大規模問卷調查並不一樣。

註六:若無特別說明,本文對於韓國教會戰後的復興將以趙鏞基牧師所帶領的汝矣島純福音教會(為世界最大的單一教會,人數最多時會有曾多達八十餘萬人)為例。關於趙鏞基牧師早年建立教會的背景與相關牧養神學資料可見金東洙與柳東希合著的《讓聖靈完全浸透的人──趙鏞基牧師的生平與神學思想》(以斯拉,2012)

註七:關於韓國人的「恨文化」,簡單的說明可見於中研院社會所蕭新煌所著:〈韓國人的恨〉(1987年11月4日聯合報副刊「想像集」)。比較仔細的說明可見於王曉鈴〈韓國恨文化的傳承與變化 ── 一項對韓國高中文學教課書的分析研究〉(《當代韓國》2010年第7期)。

註八:根據張沅鎬牧師的講法,韓國教會的確是強調聖靈工作(包括方言、禱告、醫治神蹟、上帝祝福等),但是與強調先知預言、趕鬼與內在醫治等第三波靈恩運動所仍有很大的不同,後者並不在韓國的主流教會所強調的範圍。舉例來說,美國第三波靈恩運動著名的佈道家Benny Hinn來韓國佈道時,教會信徒的接受度與反應都意外地冷淡,與來到台灣所接受到的反應很不一樣。

註九:韓國的「民眾神學」也就是韓國本土的解放神學,強調耶穌是與社會最底層的人民走在一起,被當局壓迫。因基督信仰的實踐並不只於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更需為民請命、與民共甘苦,以行動參與社會體制的更新。更多說明可見楊牧谷主編的中文版《當代神學辭典》(校園,1997)。民眾神學曾在70-90年代於韓國民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力量,也使得韓國基督教信仰紮根與其社會人心,與純福音教會的「靈山神學」有微妙的競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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